站在东京2020,回望东京1964

 

作者 | 贾海涛
一橋大学言語社会研究科 博士課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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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,从申办之初,就伴随着一般民众与各领域学者的普遍争议。更不用说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,给奥运会再度蒙上阴影。在如此艰难的情形下,是什么支撑着日本政府与相关组委会,将奥运进行到底?明面上可以计算出来的经济利益当然是首要原因。而在其背后,潜藏的是“奥运=复兴”这样一种以奥运神话为主轴的主流叙事

早在2011年申办之初,东京就将奥运会包装为日本从3.11东日本大地震中复苏的象征,美其名曰“复兴奥运”。国际奥组委、甚至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了这种灾难叙事。显然,这种认可中混杂着对日本受灾的同情与救灾的支持,但这里面却罔顾了一个浅显的逻辑:既然是为地震复兴举办的奥运会,那主办城市为什么不在受灾最为严重的东北地区,而选择东京呢?这种宣传逻辑的参差,也意味着所谓“复兴奥运”是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说辞。2020年,当秉持“拖字诀”的福岛问题悬而未决、再加之疫情逐渐显示出长期化的走向,时任首相的安倍又将“复兴奥运”的定位,扩大为日本乃至全世界从疫情中复兴的象征。但这真的实现了吗?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。依然混沌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:日本并没有为这个新的神话赋予坚实的内核,以及配与之以相应的政策执行力。

“奥运=复兴”的神话,之所以在这样一个多难之邦有着强劲的生命力,离不开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。我对这届奥运会产生兴趣,最初源于龟仓雄策设计的奥运标志,这个简约的红金搭配的标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:它舍弃了一切日本传统美学意象的表象符号,如樱花、富士山、北斋的巨浪等,而选择了极其简约明快、且极具冲击力的形象。标志下方的金色五环与文字,托着上方象征太阳的渐变圆盘,似红日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。

后来,随着阅读的深入,逐渐意识到1964年奥运会对于现实影响之深远,就如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之影响。在当下,如果抽离出2020年奥运会纷繁芜杂的现实,将目光投向那场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在亚洲举办的奥运,或许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奥运会意味着什么?奥运会的成功神话是如何被反复言说的?奥运会可以留下何种持久的集体记忆?

 

 

01

社会学者吉见俊哉从文化政治的角度,将奥运会的特性归结为“结构的反复性”。所谓“结构的反复性”指的是,奥运会是一种以奥林匹克宪章为核,由各种规则、惯性制度化的、定期轮回的文化活动。这种周期性的文化活动,又与举办地的历史脉络、权力状况、政治现实产生密切互动。从而在奥运会制度化的反复性、共通性中,又生发出了地方的异质性。

这种反复性与在地性的交织,在东亚举办的历届奥运中也得以反映:夏季奥运会的序列是“1964年东京~1988年汉城~2008年北京~2020年东京”,冬季奥运会的序列是“1972年札幌/1998年长野~2018年平昌~2022年北京”。吉见认为东亚奥运会与欧美奥运会不同的是,它往往由经济发展主义驱动,伴随着主办城市大规模的都市改造,成为新的民族主义走向历史前台的关键时刻。尤其是夏季奥运会在东亚三国的反复,都与举办国的经济腾飞、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契机有着内在的联动。

其次,吉见沿袭了John J. MacAloon文化表现的分类,将每届奥运会分为下述活动:其一,比赛(game),即遵循一定规则与形式的竞技活动,这是奥运会最初举办的核心;其二,仪式(ritual),即奥运圣火传递、开闭幕式、领奖台上颁奖、升国旗奏国歌等具有象征意味的例行活动;其三,节庆(festival),即人们因奥运而聚集在街道、广场与商业设施的庆祝氛围;其四,景观(spectacle),即奥运给观众带来的种种或是盛大、或是惊艳、或是敬畏的视觉体验。而这四种文化表现,在奥运会的特定活动中总是互为交织的,任何一场比赛,往往都同时内含竞技性、仪式性、节庆性与景观性的部分。

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,较之于往届,变化最大的乃是其视觉体验,即景观性的升级,这有赖于当时电视机的普及与转播技术的运用。关于日本电视机的普及,可以追溯到两个标志性事件,一则是1959年皇太子(即现上皇明仁)成婚的巡游,当时的普及率仅20%,但人们已初步体验到电视带来的实时性:大部分民众聚集在邻居家,或在街头的电器店门口观看了这次巡游。仅仅过了五年时间,到了1964年奥运会,电视普及率已近9成,这使得整场奥运会的观赛过程成为全民共享的视觉盛宴,而开幕式、女子排球、男子体操等重要赛事节点更是分别达到了95%、85%、79%的超高收视率。

电视普及的集体记忆,在“昭和怀旧”的三部曲电影《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》也有生动的展现:铃木汽车修理店一家在50年代末买了第一台电视,呼朋引伴,引起邻居围观,而在64年奥运会前夕又入手了彩色电视,成为街坊里热闹观赛的聚点,而对面邻居新买的黑白电视则已经不能吸引大家的瞩目了。可以说,电视媒介的普及改变了以往奥运必须亲赴现场、通过报刊杂志了解讯息的间接体验,实现了没有时差的共时性观赛,进而凝聚了国民整体的节庆氛围。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足不出户,分享到比赛获胜的情绪,直接目睹到焕然一新的都市面貌,这无疑塑造了这次奥运会“成功”的神话。

 

 

值得一提的是,被誉为“东洋魔女”的日本女子国家排球队,在1964年奥运会上,斩获金牌,成为国民神话。女排决赛高收视率,也意味着它成为一段全民共享的集体记忆,并对后来的奥运叙事、乃至国民性话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这支原为日本纺织贝塚工场的女子排球队,1962年代表日本出征世锦赛夺冠后便宣布引退,但1964年奥运会首次加入排球项目,这支队伍又被再三邀请出马。后来,在著名教练大松博文的执教下,经历了两年间半天工作、半天训练的魔鬼式特训,最终在奥运女排决赛力克宿敌苏联队,荣获冠军。

奥运会后,这种不屈不挠、刻苦训练、达成目标的运动精神,经由大松博文的著作《跟我来》(『俺についてこい!』講談社 1963年)与《只要做就成功》(『なせば成る』,講談社 1964年),被提炼为昭和时代成功哲学的“根性论”,也随着1965年大松访华影响了中国女排日后的发展。但“根性论”脱离了体育后也逐渐走样,它原本强调的是艰苦训练、克服万难的运动精神。但在后来的昭和经济腾飞时期,逐渐演化为一种压抑个性、强制顺从、默默勤勉的论调,并被大量企业奉为经营圭臬,形成了后来日本典型的“社畜文化”(国内许多企业宣扬的“狼性文化”是否与之有关,也许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)。“根性论”的诞生,可以说是1964年奥运神话,在昭和时代的经济领域与社会文化的延续与演化,成为企业管理乃至于员工规训的一套经典话术,被反复言说。

 

 

02

在1964年奥运会结束后的问卷调查中,对于本届奥运会你留下了什么记忆的提问,除了日本运动员的竞技成绩外,受访者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印象最为深刻。1964年前夕,东京为奥运所做的都市改造与场馆建设,像是首都高速公路、东海道新干线、国立代代木竞技场等基建,时至今日,依然是硬件层面最重要的奥运遗产。

举办奥运需要配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,想必经历过北京奥运会的人,对此都深有体会。彼时,需要大面积可供开发土地的东京,将土地征用的目光投向了都内星罗棋布的军事设施。这些军事设施兴建于军国主义狂热的战争年代:军营、练兵场、武器仓库、军校等占据了城西位置优越的台地,在战后一部分也交由美军接管。

借奥运会之机,东京要从一座为军事服务的“军都”,转型为象征着战后日本和平、民主、包容,能够展现奥运精神的现代都市。比如1964年旧国立竞技场,也是2020年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的所在地,它的前身就是明治时期以来就启用的青山练兵场。事实上,将战后弃置的军事设施改建为公共设施,如公园、广场、体育场馆等,是战后日本全国各地的一股风潮,东京奥运会的基建规划可视为这种风潮的一环。

在主场馆与奥运村的选址问题上,当时与美军的交涉还发生了不少插曲。关于要求美军返还哪块军事设施来整备奥运基建,政府与组委会,做了诸多内部商讨。当时普遍预想的是,美军不愿意放弃都心的任何一块风水宝地,因而都心的美军基地几乎都没有纳入开发计划案的考虑。后来选定了东京近郊的朝霞美军基地来做奥运规划。一方面是它面积足够大,另一方面是地理位置上不近不远,既靠近都心、也不像诸如横田基地、立川基地那么远,非常适合借助奥运,在朝霞兴建一座新的卫星城。但意想不到的是,1961年的谈判中,美军拒绝了朝霞基地的规划,转而表示愿意返还都内的一等宝地——位于涉谷区的Washington Heights(ワシントンハイツ)。美军的态度让组委会和规划部门大吃一惊,这意味着之前的朝霞规划案就此付之东流。现在的国立代代木竞技场与代代木公园(当时是奥运村),就是兴建于当时的美军设施Washington Heights。由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竞技场,经过翻新维护后,依然在2020年奥运会中继续使用,展现了持久的生命力。

 

国立代代木竞技场与1964年奥运会选手村(图片来源:GQ Japan)

 

美军为什么返还东京都内的宝地,而保留郊区的军事基地,这与当时的冷战格局与日本国内情势有着密切关联。美日在1960年签署了新的安保条约,将日本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,确立了在冷战格局下的美日关系。但安保条约也引发了日本国内各界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弹,爆发了“安保斗争”,一时反美情绪高涨。在这种紧张的情形下,位于东京都心的这些美军设施无疑会成为非常碍眼的靶子,为了尽可能让这种军事存在低调、避人耳目,不增加东京民众的实感,返还都心、保留郊区的设施成为当时的无奈之举。可以说,1964年的奥运场馆选址已不仅是都市规划的问题,也是国际地缘政治问题在东京这座城市的投射

不仅如此,1964年奥运场馆选址也对后来东京都内的地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。在江户、明治时期,东京的中心位于隅田川流入东京湾的三角洲地区,包括了上野、浅草、神田等海拔较低的城东地区,那时的东京是一座依水而建的“水上都市”。但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与后来的二战中,东京城东地区受灾严重,新的都市规划逐渐转向西边的武藏野台地,也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新宿、涩谷、青山、六本木一带。这里有西南走向的246号国道,沿路遍布着大量战时的军事设施,早前的青山练兵场,也就是64/20两届奥运的主场馆所在地,便是这条国道沿线的设施之一。现如今的东京六本木新城(六本木ヒルズ)、东京中城(東京ミッドタウン)等综合商业项目,也是这些军事用地改造的结果。

东京在不长的历史时段间,从“水上都市”变为“陆上都市”,中心由东北转向西南、从“军都”到奥运之城的过程,预示着一个告别过去、脱离“灾后东京”、“战后东京”的新城之诞生。这种地缘上的告别也正呼应了1964年奥运会的核心神话,即“战后复兴”。但相比于地缘、经济、思想层面都有充分现实性的“战后复兴”,刻意复制这种神话的2020年奥运会,其宣扬的“(311东日本大地震)灾后复兴”、脱离失去的三十年的“经济复兴”、乃至于“疫情复兴”,几乎都只停留在政治修辞的层面,日本在这次奥运会中实质上并没有太多可以向世界展现的实绩。

 

 

03

强调平等、和平的奥运精神,素来就要与可能利用它的政治博弈保持距离。但奥运总是难以完全摆脱其政治性的一面,就像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,纳粹德国把那次盛会包装成了展现国力昌盛、人种优越性的平台,却开创了开幕式的诸多仪式,如圣火传递、点燃圣火等。后来这些仪式被置换成一种和平主义话语后,成为了奥运会的惯例,反复上演,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反讽。

1964年奥运会的成功神话,标志着日本从战败的屈辱中走出,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舞台,步入高速成长经济体的行列。而在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,容易让人联想到军国主义、战争狂热时代的日之丸国旗、君之代国歌、天皇、宛如阅兵的入场仪式,却都出现了。这些符号的“战争所指”都需要借奥运会之机来洗刷过去,从而获得符合和平时代的全新意涵。但是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,对于这种重新恢复的民族自信心,其感情是相当复杂、纠结的,他们对此的表达也非常谨慎、辩证。那届奥运会上,日本总共获得了16枚金牌,高居奖牌榜第三,在领奖台上反复升起的国旗、奏响的国歌,都让许多人有了复杂的情绪:一方面运动员的佳绩让人兴奋,但另一方面,对于狂热民族主义符号的国旗、国歌的抵抗感依然存在。

许多知识分子警惕这种民族主义情绪,他们认为需要将这种情绪置换为一种跨民族的国际主义、或是对于当时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肯定,才能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调和。这些思想细部,在他们留下的奥运感想文中多有记录。比如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,是在看到各国运动员齐聚一堂之时,才逐渐化解了那种复杂情绪,他写道:

 

“日本人似乎不知不觉,站在了国际主义、能够公平客观地感受民族主义的地方,摆脱了无缘无故的民族、种族的自卑感,也摆脱了这种自卑感反面的优越感。我认为这是日本民族在经历了战败和战后,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智慧。一个不怕失败的民族,一个能够把自己客观地看作是世界众多一员的民族,是很了不起的。”

 

又如作家小田实,对亚非拉的“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”表示肯定:

 

“对于许多参加奥运会的成员国来说,奥运会始终是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的,也许只有在那里才有意义。当我在开幕式上看到,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运动员高举国旗走进体育场时,我也明白了这一点。”

 

这种脱民族主义的叙事,后来也体现在了市川昆导演的纪录片电影《东京奥林匹克》中。这部电影记录了东京奥运会期间诸多精彩瞬间,其经典性在奥运官方电影中毋庸置疑。市川昆摒弃了官方纪录片常有的宏大叙事,而是运用长镜头、慢镜头,聚焦于人物瞬间迸发出的竞技状态与精神气质:像是观众观看开幕式时兴奋踮起的脚尖、运动员准备上场时紧张的肢体动作等,更不惜用数分钟的特写慢镜头,对准了马拉松项目的冠军、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贝贝。以至于许多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后,印象最深的运动员是这位马拉松冠军阿贝贝,而不是某位日本运动员。可以说,这部影片在记录日本运动员的夺金场面、以及奥运场馆的总体面貌方面,表现得相当克制。转而更注重细腻地勾勒运动员、观众、工作人员等人物间的互动关系。当时就有评论者指出,这部影片的价值在于“在竞技场面中,与其说是展现‘运动员’,更重视展现一个‘人’”。

但是,《东京奥林匹克》的艺术追求,并没有立刻得到理解。这部影片在日本国内试映时,遭遇了当时政府官僚的非议,一度险些无法公开放映。其中,反对声量最大的是河野一郎,他是日本前外务大臣、现任疫苗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的爷爷。河野一郎在1964年奥运会的筹备阶段,先后担任建设大臣、奥运担当大臣,负责东京的城市改造、奥运筹备的事务。他认为市川的纪录片“艺术性过强,没有正确记录东京奥运会”,并希望重新制作一部奥运会的纪录片。照理来说,一位政治人物,如何看待这部纪录片,本不具有太多的参考性,但河野当时在自民党内有很高的权势,他的态度引发了官僚机构的连锁反应,纷纷批评这部纪录片。

其中的主要批评意见集中在,纪录片较少表现日本运动员的精彩瞬间和获胜场面,以及没有表现日本为奥运所做的城市改造与场馆建设。换言之,作为建设大臣与奥运担当大臣的河野,他本人的功绩在这部纪录片中没有被“完整”地记录,自然这种记录在他看来就是偏狭的、“不正确”的。后来,根据河野的提议,又从市川海量的拍摄素材中,剪辑了一部名叫《世纪的感动》的纪录片。这部影片显然更符合官方的主旋律:国旗频繁升起、尽可能多地展现了日本运动员夺金场面。但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,市川昆的《东京奥林匹克》影史留名,而这后一部为政治需要匆忙剪出、强调“正确记录”的《世纪的感动》,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。

 

最后,我们回到最开始提出的设问:奥运会的成功神话是如何被反复言说的?奥运会可以留下何种持久的集体记忆?实际上,1964年奥运会的成功神话,在70~80年代一度进入低潮,到了90年代的平成年间才开始逐渐恢复生机。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、昭和怀旧的兴起,以及对于现实的不满,形成了今日我们所见到的1964奥运会的怀旧叙事。而这种成功神话,一方面,已经凝结为东京种种可见与不可见的都市结构:它不仅是个别的奥运遗产与基础设施的完备,也是整座城市在迈向国际型都市的进程中,地缘环境逐步告别“灾难”、告别“战争”的蜕变。另一方面,64奥运的成功神话,已经转化为诸种日本社会的精神内里,像是“根性论”、对宏大叙事的天然警戒、“奥运=复兴”的集体记忆等,如涓涓细流影响到日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,甚至是直接影响到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的政治修辞。

站在2021的东京,我们或许也会在未来的某个时期,开始梳理本届奥运会留给日本的历史遗产。现实已经告诉我们,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是史上最为特殊的一届,这种特殊性有关于筹备期间频频爆出的丑闻,更有关于疫情这个全球性事件。“奥运+疫情”既是一个象征着乐观、积极、活力的运动盛会,也是叠加了一个包裹着不安、危机、悲情的例外事件。在刚刚过去的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上,主办方试图将这两个相互抵触的主题都同时呈现出来。结果,一系列引发争议的视觉形象,更加佐证了两者的不协调性:一方面全球疫情的形势尚不乐观,要阐释疫情主题只能朝着悲情、严肃的方向;但另一方面,奥运会这种要求普世性、老少咸宜、乐观拼搏精神的大舞台,很难细腻地表达疫情主题所需要的情绪。当奥运披上了疫情的阴霾,是否还能恰如其分地展现它原初的精神内涵,或许是本届奥运会争议之来源。但不论这些争议如何,这届奥运会都应该得到更多的祝福与包容,在它之后,之于日本也之于世界,会留下什么“特殊”的集体记忆,我们拭目以待。

 

参考文献
1. 吉見俊哉:『五輪と戦後――上演としての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』、河出書房新社、2020年
2. 石坂友司、松林秀樹編著:『一九六四年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は何を生んだのか』、青弓社、2018年 
3. 越澤明:『東京都市計画の遺産――防災・復興・オリンピック』、ちくま新書、2014年
4. 講談社編:『東京オリンピック――文学者の見た世紀の祭典』、講談社、2014年
5. 坂上康博:「1964年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東京オリンピック : 文学者たちの言説をめぐって」、『一橋大学スポーツ研究』、2019年